中文  |  English
新闻搜索

从李光耀故居争议看遗产的利用

作者:Supper    发表日期:2017-08-02    浏览次数:

 近日,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故居的存留问题,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与热议。笔者认为,对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与思考,对于深化中国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、突破权威遗产话语的束缚具有重要价值。

李光耀故居存留与否需要放在新加坡建国历史的背景下去考虑。李光耀是新加坡首任总理,在他的领导下,新加坡独立并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。这处旧居见证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创立,虽然尚未有遗产之名,但丝毫不影响它一旦被利用起来,将在新加坡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。然而,李光耀生前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示,没有必要保留这一旧居,它将影响到周边居民能否修建高楼,进而影响周围居民的权益,因此旧居应当拆除,用老照片等作为回忆之用。

事实上,哪些是遗产往往是由行政力量结合专家知识认定的,但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重要遗产点比比皆是,它们同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遗产界学者史密斯(Laurajane Smith)认为,19 世纪末以来,一种源于西欧的权威遗产话语,主导了我们对遗产的言说方式。这种话语青睐某些物质性的、纪念碑式的东西,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价值,需要保护起来。文化遗产的价值是由部分学科的专家通过自身的学科知识赋予的。对于同样一处遗产点的价值,不同的人解读方式可能截然不同。

由此可见,李光耀故居不仅仅是一所旧房子,不同的人对其可能赋予了不同的价值,对其被利用后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有不同的认知。不管是对李光耀逝世一周年的纪念, 还是李光耀故居本身,本质上都是对过去的利用,将对当下产生重大影响,区别在于前者是周期性的,后者如果保留将是永久性的。

正如遗产界学者大卫哈维(David C. Harvey)所言,遗产并不只是静止的物体,它是一个文化过程,不断地被制造出来,以适应当下的社会需要。洛文塔尔(David Lowenthal)、史密斯(Laurajane Smith)等学者认为,源于19 世纪后期欧洲的遗产话语与思维,将遗产仅仅看成是脆弱的、需要我们原样保护的物质性的东西,导致了我们以一种静态的、停滞的思维看待遗产,将其化石化,剥夺了当代人的主观能动性。这种遗产话语与思维在20 世纪中后期随着遗产热蔓延到全世界。

在这种遗产话语产生之前,不同文化对于遗产有多样的思考与认知。在中国,历来有重视文化遗产利用的传统。《论语·尧曰》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对话: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。”其中的兴灭国、继绝世,是指消灭一个国家时也不断绝它的祭祀,而是允许其建立宗庙、延续祭祀以争取民心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谈到,“存亡国,继绝世,补敝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”,其中的“补敝起废”就包含了修复遗迹的内容。

20 世纪以来,中国文化遗产界不断受到源于西方的权威遗产话语的影响。由第一批留学西方的学者引入的原真性、“突出普遍价值”等遗产思维进入中国并不断得到强化。虽然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,但不容忽视的是,一系列源于国际遗产界的遗产言说方式(如物质遗产、非物质遗产、可移动文物、不可移动文物等) 被不断模仿、内化,致使许多融物质遗产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身的遗产、遗迹在实践中被人为割裂。以笔者研究的孟庙为例,它固然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,更是中国悠久的文教传统的载体,集物质性与祭祀礼仪于一身。但在权威遗产话语影响下,人们的视野里仿佛只有其建筑学价值了。尽管对遗产利用的声音开始出现,但往往只看到了其经济价值,大力发展遗产地旅游,甚至对遗产过度利用,遗产在教育,文化传承,凝聚社区、地方、国家认同等多方面的潜力被忽视。中国自身的遗产言说方式与遗产利用传统似乎已然淡忘了。

李光耀故居的争议显然不仅限于遗产的物质性与遗产的保护,它启示我们遗产的利用同样重要。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中,将“保护传承文化遗产”列为重点任务之一,这就需要我们突破既有的遗产思维与遗产话语,从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去认识、保护、利用文化遗产。只有接续自身的遗产认识和利用传统,同时对国际上的遗产话语深入思考、兼收并蓄,方能肩负起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。

快速导航

  上一条:全国文物安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
  下一条:已没有下一条信息了